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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长恨歌”在美差点改成“上海 ”_a

发布时间:2020-01-16 20:20:02

  近日,在中国作协的一次座谈会上, 说:“毋庸讳言,在当代,翻译中国文学还不大赚钱,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目前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还处于弱势。由于语言、文化甚至政治的原因,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还面临着重重困难,还需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,包括进一步加强与国际主流文学界的交流,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汉学界的联系。”

  今年9月份,中国作协主席 访问美国时,遇到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系副教授白睿文(Michael Berry),他向 披露了一段在美国出版王安忆小说《长恨歌》的插曲:几年前,白睿文把译好的《长恨歌》拿给一家出版社,后者一听是中国当代文学就表示没有兴趣。在白睿文的竭力推荐下,出版社方面勉强看了部分译稿后同意出版,但提出书名要改成《上海 》——理由是有这样一个书名做噱头,“肯定能卖得好”。由于译者坚持,去年初,忠实于原名的《长恨歌》(英译名为“the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”)终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日前,在中国作协召开的文学创作座谈会上, 以此为例感慨地说:“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,还将不断碰到由文化的不对等带来的冲击。”

  拒绝包装通俗化

  王安忆接到记者的求证电话,表示她对“改名”一事毫不知情。“我能否接受‘上海 ’这个译名?”王安忆思索片刻,认为这已经不能够假设。她表示:“我只知道现在的译名非常忠实于‘长恨歌’的原意,对此我感到满意。”

  同时,王安忆告诉记者,听到记者转述的“上海 ”四个字时,她立即感到耳熟,下意识地想到:是否有人将同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人吴语小说《海上花列传》误传为了《长恨歌》?王安忆解释说,这样的联想来自于《海上花列传》的英译名是“theSing-Song Girls of Shanghai”,即“上海歌女”。

  原来,从“上海歌女”到“上海 ”,早有套路可袭。这种改名是为达到传播目的而采用的“通俗化手术”,较之中国人把美国小说“gonewith the wind”(“随风而逝”)通译为“乱世佳人”,把好莱坞电影“Waterloo Bridge”(“滑铁卢桥”)意译为“魂断蓝桥”,似乎性质无二。然而,中国小说并非必须经过改名才能赢得海外市场的关注和喜欢。王安忆更早些的作品《小鲍庄》英译本于1990年获得美国洛杉矶报刊图书奖提名奖。她告诉记者:“译名非常准确,就叫‘BaoTown’。”同样,2005年获英国《独立报》外国小说奖最终提名奖的小说“Village of stone”就是从郭小橹的小说原名《我心中的石头镇》直译而来。

  方言味道译不出

  “十几年前,一个国外博士生来找我,说太喜欢《废都》了,要买下它的海外版权。那时候中国作家都没有海外出版的经验,我的态度更是无所谓,谁要谁就拿走。可这位译者的中英文水平都不怎么样,译到一半就译不下去了,前面译的那一半,出版社也嫌差不肯出。版权在他手里就一直攥着,直到几年前,才交给了比较有名的汉学家葛浩文。”贾平凹对记者回忆起《废都》走出国门的坎坷经历。

  这些年交道打下来,贾平凹有三点感受:一,中国文学最大的问题是“翻不出来”,“比如我写的《秦腔》,翻出来就没有味道了,因为它没有故事,净是语言”;二,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是一批专业、优秀的海外版权经纪人,“比如我的《高兴》,来过四五个谈海外版权的人,有的要卖给英国,有的要卖给美国,后来都见不到了。我以前所有在国外出版的十几种译本,也都是别人断续零碎找上门来和我谈的,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找他们”;三,要培养一批中国自己的在职翻译家。

  稿酬仍是一道槛

  除了缩改多、译质差等因素,还有一道门槛制约着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积极性:稿酬低。

  “中国作家目前还无法和外国出版社谈稿费,我们的资源还是挺廉价的,对方一般付得都很少。”毕淑敏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,大约五六年前,以色列某家出版社有意出版毕淑敏的一篇约一万字的小说,对方提出的稿费是40美元,约 00元人民币。“对方通常还会提出改写和缩写。与所谓的海外影响相比,我更在意的是保留作品的完整性。”毕淑敏说。[NextPage]

  贾平凹坦言,他甚至遭遇过“零稿费”。小说在韩国和越南出版时,虽然销量很好,自己却几乎没有拿到过稿酬。据他的经验来看,日本和法国的行业情况稍好,版权报酬都会按时按量奉上,但稿费标准却没有作者说话的份。“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,也许他们是按一个标准提出的。是否比国外的作家低?低多少?我永远不会知道。”

  (编辑:李明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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